节操碎地成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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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论文
我不刻薄已经很久了。何况还是刻薄一个相熟的人，何况中间还连着一些不错的友人，更何况还是关涉到这个人的私情。虽这刻薄是经他同意甚至邀请的，我还是颇费踌躇。还好，他的放松激发我同等的一份放松，使我足以不违心地去谈他。他就是*。
*进入我的视野时，风流岁月基本已成过去，但江湖上仍留有他的传说，我先通过那些传说认识了他。文学男人的嬉皮雅皮荒诞不经已是理所当然，固然图个乐，但对女人缺少保护，代价是女人的暗自饮泣也说不定。即便文学女人，也不愿被如此话语消费的，何况当事的女人还未必有文学这一层保护和开释。《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唯一让我欣慰的，就是定格了女主一生的一夜情没有被男主变成一个段子。或许女人尚在独自神圣中，忽闻自己已成某个段子的女主，在酒桌上氤氲流散着，那份受伤与愤怒，她都没有文学能力去表达，更无处发表，那叫一个无力回天。
*的“不装”很有名，这样的人通常被称为“性情中人”。比如，有人让他不高兴了，他会像小孩子一样毫无顾忌直抒胸臆地表达出来。这样的“性情”居然会赢得一些人的狠赞，但我却感到无法理解。我认为这种“性情”不是什么难得的境界，在稚童身上体现得更为完好，小孩子的喜欢与不喜欢、要与不要，比这表达得直白简单多了。我不认为成年人适宜这样的自我放纵，如果人人都这么纵情任性，人类就该回到原始社会了。*不是一个会耍中庸之道的人，世界反馈给他的便不是中庸，钟爱者很钟爱，憎恶者很憎恶，完全两极。
*的帅也是有名的，我第一次见到他时，很努力地捕捉着帅的痕迹，他倒是实事求是地说，那是过去，现在不行了，老朽了。第一次坐到一起，我发现他确实可爱也确实任性，略有点老小孩的无赖劲儿，不知是老了的缘故还是本性如此。他的酒中真言我记住了一些，比如，孔雀开屏、鸟儿装饰窝，都是为了吸引母鸟，写作也是一样的，为了吸引和得到更多女人;比如，人是动物，但比动物会伪装，不要把人当人看，你就把人看穿了，野人能把最高文明看穿，最高文明就是不承认文明，文明就应该像皇帝的新装，扒光。我之所以把这些话写出来，不是阴险，而是它们确实印证了他自传中的人生哲学。这一次吃饭之前，我已看过他的口述自传，这次吃饭倒把自传带给我的恶感扳回了不少。他有他的可笑可鄙，更有他的聪明有趣，我对他不乏喜爱。
吃饭时，*知道我读了他的自传，表示欢迎我批。他说，一等的捧是表扬，二等的捧是批评;赞可能是假的，骂一定是真的。我终于说，您可能不了解，我的批评是有女性主义背景的。他哦了一声，说，要是这个，别写了，这方面我得罪人不少。回到*后，他说，还是欢迎批评。已经把酒言欢过了，我觉得不可能再批了。又过去一年多，在准备写此文之前，我问他，真的不介意吗？他很干脆，不介意，你写就是一种支持！我又问，我写完必须先给您看吗？他回复：放心大胆地写吧，不要先让我看到，就当是你根本不认识的人。我真的很感谢，我说，您的气度，都会让我不忍下手太狠。
当然，真的写起来，不狠是不可能的，不写过瘾了写到位了，我觉得还不如不写。有些事，如果没有高潮，人会愿意去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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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口述自传无疑很“*”，他带给我的既欣赏又憎恶的矛盾感觉，跟胡兰成差不多。
*口述自传之坦白确实无与伦比，这坦白是性情使然，也是一个正确的策略。*说：“过去有‘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之说，恰恰证明那个病态的人群病态的社会。丑事没什么了不得，能正视就不丑，捂着才丑，越捂越臭。”在这个一脱成名的时代，*选择不自我回护，他知道这个策略比余秋雨的矫情不知强多少倍，他识时务地顺应了这个时代。他的坦白完全可以取得小骂大帮忙的效果。他的人生大智慧使他即使功利也功利得大气，是大盗的风范，而非小毛贼水准。“自曝家丑”这一路自传的鼻祖是卢梭。当卢梭以自己的“见不得人”来“见人”时，似乎是相当难堪和不光彩的，有损于形象的光辉。可是，他又以超越常人的坦白，显示出亮烈炫目的人格力量，以逼人的光芒照耀出了别人的猥琐和畏葸，因此在更高意义上完成了自己的“否定之否定”。他的反其道而行之，使他的自传比那些努力装扮自己的更魅力无敌。
*确以自己的坦白赢得了许多服膺与赞誉。有人直接把他的坦白当成了担当：坦白了就是负责了，就可以免责了。但是，坦白不是豁免权，不是无条件的免责条款。坦白充其量是从宽，不是无罪。坦白并不能漂白内心，要看你坦白的是什么，岳飞的坦白和秦桧的坦白可能是一回事吗？赤裸并非是一种可以使一切丑恶获得赦免的美德。玫瑰花是真实的，臭鸡蛋也是真实的，但它们不是同一层次的东西。*说：“人应该为自己的丑事负责。”可是，不捂着，并非就等于为丑事负责了，负责意味着担当。坦白不是坦白者的通行证，还要看你有没有自省自审意识和自我批判精神，否则，坦白有可能造成这样的效果：节操掉了一地，反而碎成一朵花！从无节操中开出花来了。坦白不等于自省，如果连自省都没有，何来担当？没有自省只有自得的坦白，在他想要开口的时候，就应该遭到唾弃了。坦白本身并非高境界，小孩子都可以做到的，关键还得有坦白之上的东西。坦白无忌的态度是没有错的，我要批评的是坦白无忌的内容本身。
有句话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倒过来却未必成立：坦荡荡的未必是君子，长戚戚的未必是小人。思想解放的大潮把“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解放成了不少人的人生箴言，实在是矫枉过正。一个人虚伪，至少说明他知道哪些是不应该的，心里尚有尺度和底线。如果连这点尺度和底线都没有，可能杜绝了伪君子，但同时也造就了真小人――真小人比伪君子高尚吗？可能不如也。敢于那样宣称，似乎就证明了自己是“真君子”，至少是“伪小人”，人格上是自信的，才有底气宣称。其实未必，这个宣称本身，也许就是一块故作坦荡的遮羞布而已。一个人不自我回护，也许只是因为他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说明他心里没有尺度和界限。这种关于“真”的可笑的逻辑当下仍然在放光，比如有人说：“我永远会认为，张贤亮是中国二十世纪后半期最伟大的作家，他的伟大，就在于他的真。虚伪或者作假似乎都和他没有关系，他的作品，不管是早期的马屁诗作，还是后来的几部影响中国当代文学走向的作品，都显得那么情真意切。他用他的真，撕开了那个时代的虚假，唤醒了无数人的人性。他的做人更可以称为真人，他的饥饿和纵欲，从来都做得光明磊落。他最自豪的永远是他纯真的人性。”不“虚伪”、不“作假”，等于“真”;“真”又等于“光明磊落”、“纯真”，因此，不“虚伪”、不“作假”就等于“光明磊落”“纯真”了。这种思维的过渡是多么巧妙顺滑！至于那“真”的内容是什么，是“马屁诗作”还是“纵欲”，都无须讨论了，已经在“真”的名义下取得了当然的合情合理合法性。这个论断的优点是聪明，缺点是太聪明。这样的“真”人我有幸见过：某著名大学最早的右派，劳教后也变成了一个“张贤亮”，说实话，尽管他曾经是林昭当年的同道，但我无法给予他高尚的评价，我所感觉到的只有不堪。很奇怪，俄国“十二月*人”在被流放后并没有变成野兽派，中国特色却是如此这般。 “能正视就不丑”，意即丑得堂而皇之就不是丑了吗？怎么算“正视”？“正视”即自省自审和自我批判，伴随着内心的痛苦剥离和自我搏斗，而非洋洋自得毫不吝啬的自我肯定，甚至连过往的丑都肯定了。自嘲不代表自我批判和否定，也许恰恰是自鸣得意。*的坦白确实使一些读者联系上了卢梭的《忏悔录》。心怀丑陋不要紧，做了丑事不要紧，只要你坦白出来，就不丑了，甚至有可能变成了美，在敢说真话的美德下，一切丑恶都得到了赦免――卢梭就起了这么一个作用吗？这实在是长期以来的误解，卢梭《忏悔录》的核心在于忏悔，坦白只是忏悔的基础。忏悔至少是坦白的升级版，止于坦白，是谈不上忏悔的。忏悔要向上帝，敢教日月换新天的一代人，心里哪有什么上帝！世事无原则，内心无法则，心中无神，如何忏悔？
有人评价：“关于自己的婚姻，*也有深刻的检点，这同样是他让我想到卢梭的地方。无所谓毁誉，但一生愧疚，心中忏悔，这也算得上是一个诗人清晰的自我了。”这完全是把坦白与忏悔混为一谈了。就拿女性和私情来作一对比：卢梭对女性是怀着温情和仰慕的，与当时欧洲社会把玩弄和占有女性当作一种时尚完全不同。卢梭对爱情的理解包含着美好与高尚：“它不是基于情欲、性别、年龄、容貌，而是基于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一切，除非死亡，就绝不能丧失的那一切。”卢梭追求的是超越功利和肉欲的柔情，他的爱以尊重、体贴为基础，热烈而无邪。他与华伦夫人纯净的爱情生活，在十八世纪的欧洲社会是一个异数。他也有为情欲驱使而逢场作戏的时候，但很快就会自省并鄙弃。这与*之辜负爱情而最终又悟出一个反爱情主义的功利论调可以同日而语吗？再对比一下“忏悔贵族”的典型――聂赫留朵夫对玛丝洛娃的拯救，以及由此带来的自我觉醒与拯救，*境界之高下不难见出。
蒙田在《随感集》中把自己的缺点写得颇为可爱，卢梭不以为然地指出：“没有可憎的缺点的人是没有的。”*自传的问题亦在于，缺“可憎的缺点”，多“可爱的缺点”，结果，缺点亦变成了“最喜小儿无赖”之“无赖”，是“小儿”的、令人“喜”的。事实上，卢梭在《忏悔录》中也大言不惭地说：“直到现在，我有时还偷一点我所心爱的小玩艺儿。”这种大言不惭与他的思想体系有关。卢梭倡导个性自由，他把某些低劣的冲动和趣味也作为正当的“人性”来加以肯定，把原始的本能视为正常与自然，甚至看得比经过矫饰的文明习性更加正常合理。因此，他不仅不回避自己身上的人性弱点，不为坦露自己的人性弱点觉得尴尬，而且将其当作一个值得自豪的创举。*是混淆了坦白和忏悔的界限，卢梭则是混淆了人品与个性的界限。
文人骚客身上“可爱的缺点”，很容易被视作真性情。有些事，发生在一般人身上，那是臭流氓;若是发生在文人骚客身上，就成了真性情。文人骚客身上，似乎负载着某一类人的荷尔蒙，看客的喝彩，愈发助长了这种所谓真性情。将真无行等同于真性情，实质上是混淆了性情和耻感的界限。不能将一切不加遮掩的都视为真性情，“真”是可以肯定的，但那算什么“性情”？人无完人，瑕不掩瑜可也，但若根本不把瑕当作瑕，而是当作才子的证明与真性情的标志来反以为荣，那就太离谱了。
*的自传袒露了个人史实，更彰显了个人品性，如果不是倚老卖老，就是太放下了。人最大的自律是慎独，慎独就是内心的自律自讼与提升，就是不放纵自己。对于*自传的坦白与率真，我依然是盛赞，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我批评的出发点不是要他把自己刻意掩饰起来，而是希望他多一些反思。我批评的不是他不该那样说和写，而是有些问题他最好能不那样想。*说：“活着当死了来写，给后世留一份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个人的文学传记。”我想说，光有“活着当死了来写”是不够的，“经得起时间检验”还需要更艰难的力道，即便不是托尔斯泰晚年那样的，至少也要在灵*上立得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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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这一个”？是什么造就了*这样的人格心态？我所尊重的评论家殷实（也是*的朋友）给出了切中肯綮的提示，他认为，把《一个人和*》归入人类学田野考察的范畴，或者社会学、心理学研究素材的范畴，适用于考察中国1949年后社会*治、文化习俗、大众心理和个人世界的方方面面，适用于观照在所谓红色背景下，特别是在革命家庭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心性。
出身是*自传最强烈的底色。他回忆自己只有几岁大的时候，“有一次我站在海淀区的一个小山坡上，正好是早上上班的时间，觉得自己好像大将*一样，看着脚下灰蓝黑的人流，忽然间生起一个念头――这些人都是我们解放的，心里有一种征服者和胜利者的优越感。我自然地把自己放在解放者的行列里。”“那时候我已经有了主人翁的态度：这个世界、天下是我的，我们家的，我不是生活在别人家。出身不好的人肯定是生活在别人家。这个威慑力随时都是存在的，也无处不在。”
同样在部队大院长大的王朔也表示，有一些在特殊年代有特殊意义的动词，到现在仍然催动他的泪腺。……他长时间反思自己的身份，并试图理解自己的父辈，作为部队子弟，他觉得“解放*”之光荣就在于“解放”，而“解放”意味着反抗。“新中国最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确实是推翻了几千年来封建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王朔说出这些话，实在让我感到意外！我原以为他是个明白人呢。在别处那么明白的一个王朔，到了这样的问题上怎么就那么不“王朔”了呢？这就是某些“红二代”的根本身份所导致的根本局限，是文化基因的问题，即便是出色的树，也无法拔起自己的根。
*是随着父母进入新时代的，几岁大就意识到自己是征服者，“红二代”的优越感从小就奠定了。*承认这感觉决定了他一生的走向。“为什么我的文学里经常张牙舞爪比较狂？人家说狂气，霸气，甚至有些匪气。这从哪里来？和我从小在*队里长大有关系，说话无所顾忌，老子说错了没有关系。我们家的事我敢说，客人不敢说，客人说错了不好办。”这就是某些“红二代”的典型心态的充分曝光。所以，在作为一代特定人群的人格标本和切片的意义上，殷实高度肯定*自传。
他们是在自家客厅里，所以他们不需要敏感和谨小慎微，敏感和谨小慎微是他们府上的门客、食客的事。很多*队作家的小说里，理想主义*人往往是将门之后，他们被塑造成“以天下为己任”的英雄，他们几乎把为*队和国家效力等同于为家族荣誉而战，为家族事业负责，因为天下是他们的老子打下来的，等于是他们家的。即便他们失败了，也是悲壮的，是失败的英雄，拿到电影中，配什么音乐都可以想象得到。与他们的虽败犹荣相对的，是出身底层蝇营狗苟往上爬的“农家*哥”的虽胜犹辱。若从人格上区分，这样的“红二代”是项羽，“农家*哥”就是刘邦。前者襟怀宽大堂堂正正，即便“窃国者为诸侯”式的贪腐，那也叫一个大气。而混在伟大家族中蹭饭揩油的“农家*哥”们则小心翼翼，充满算计，蛀虫而已。谁是刘邦谁是项羽？其实并没有截然区分。从大处看，在中国文化下，“费厄泼赖”基本不存在，胜者为王的不可能是项羽这样的人;至于贵族后裔，那更难出现，三代出一个贵族，可是，富贵又不过三代。卑鄙者的通行证和高尚者的墓志铭，在于连这样的底层小哥身上怎么划分呢？于连自尊地往上爬，爬到杆头还要摔下来，但他究竟没有失掉自尊，而让他必须“爬”的，是那个不平等的社会。 他们的父辈开天辟地，他们作为二代，自然也是天降大任。他们充满“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豪情，江山就该他们指点，文字就该他们激扬，策马山头一览众山小的就该是他们。他们没文化但有斗志，满身浮气，不知敬畏。尽管红色贵族这个说法十分可疑，“红色”与“贵族”十分不搭，尽管没有贵族文化根本算不上贵族，充其量就是*治暴发户，他们还是当仁不让地以红色公子哥儿自居，他们就是骄纵飞扬的“大阿哥”“二阿哥”。事实上，空有豪情是不顶事的，*就坦白地说过：“王洛宾这一辈子吃的苦太多了，确实是个硬骨头，我没法比，我哪能吃他那么多苦，一次就崩溃了。马步芳的监狱他呆过，国民*的监狱他也呆过，共产*的监狱他也呆过。”*算是兜出了某些红色公子哥儿的底。西方贵族制度之所以延续至今，是因为西方贵族精神代表了一种尊严和品行，得到了老百姓的普遍认可。中国人认为贵族只意味着特权，西方人认为贵族意味着荣誉、责任、担当，他们把这种品格看得比生命重要。西方贵族在战争中有冲锋在前的传统，“一战”中，担任*职的英国世袭贵族的死亡率为20%，高出普通士兵两倍;1914年末的阵亡名单中，光上院贵族就有六名、上院贵族的儿子就有九十五名，许多贵族家庭因此灭绝。这，才是真正的贵族。
作为他们之一员的*，除了出身好、腰杆硬、条件好，还有一项：长得俊！在红色贵族的骄傲感中，*度过了特别阳光灿烂的童年和少年，可是，给他带来优越感的父亲遭殃了，而且是在最不能出问题的*治上，于是，他“家道中落”了。得势越骄横的人，失势越怂，*自陈：“我当时觉得娶美女是公子哥的特权，你有余力才可以娶美女。我已经不是公子哥了，已经是阶下囚，眼看面临灭顶之灾。”如果他继续是公子哥儿，可想而知，美女就应该是“我们”的。*二十六岁时，还有一次进入贵族阶层的机会：“我当时已经明确了，我爹垮了，我再不做官怎么混？……假如没有意外，我的官道在二十多岁就开始了，前途无量，我还搞什么文学？”可惜这官道因为父亲的问题没有走成。
*还坦白：“我后来搞文学和我父亲的倒霉有关系。他倒霉以后我就比较低调，心里有*，有软肋，老实多了，不敢再张扬了。”“你背后没有势你什么都不是，……所有人都是势的产物……”作为“红二代”，*把“势”看得非常重要，所以，他要挽回红色家庭和个人的“势”。这个“势”当然是红的。正是出于这样的“*治考量”，他选择了通过与出身好、家里有“势”的马文联姻，来重振自己的原生家庭。他充分肯定势利的合理性，甚至衡量和反思自己的革命父亲运用的也是成功学的标准，在恋爱问题上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就更不用说了。红色基因渗透于*价值观的方方面面，他选择马文，还有一个原因：“她跟我是属于一个类型的人，*治倾向是一样的，是一个品种，现在我这个品种半路夭折的时候，她那个品种还好呢。”曾经同属于“红二代”，一朝被逐出了“红二代”的队伍，就紧紧拽住红色战车上的一员，以保证自己不被抛下。所以，他的婚姻不纯粹是*治投机，也是在寻找*治同道，是志同道合。曾经有*大学的校花追他，也是高干的女儿，但是他没有接受，原因之一是他觉得女孩太时尚，像资本家的女儿。难以想象充满当年批判的“资产阶级”男女观的*，居然会在意一个女孩“像资本家的女儿”。可见，红色意识也渗透到了他的审美观，“红”的属性胜过一切美貌。死灰复燃后他再次拒绝了“索菲娅?罗兰”，是不是也有*治方面的考量呢？既然已经为振兴家庭做出了牺牲，目的就必须达到，否则岂不白白牺牲了？所以他要继续运势，直至最终得势，不能因为一个女人半途而废。
*的母亲1942年参加革命，干部科长出身，希望年少的*将来当个秘书。*当时不明白为什么期望如此之低，后来才明白，是让他以秘书作进身之阶，当大干部。*解释说：“在中国，有终极关怀的人毕竟极少，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就是现实关怀。”但“现实关怀”也有多种可能，*母亲没有希望儿子去从事科技、文艺等，可见，红色家庭的理想和期许还是红色之“势”的延续。红色基因中的“势”的价值观影响了*一生。他的父亲属于在革命队伍里混不出来的那一类，母亲在*治上成熟一些，所以，他对母亲的评价比对父亲高。他对将*岳父的评价，比对自己父亲高更多。他的岳父最后也特别认可他，这是红色基因的款曲相通和相互认同：“到最后他基本上以我为自豪。在陕西省*区，我跟他在院子里走，他对碰上的老红*说，这是我的女婿，作家。他感到光荣得很。到后来我升三级以后，那就更不一样了。……到晚年几乎你就成了他心理的支柱，他把你看得很重。……你给他们家增添了光辉，他起码看到了。”
*的“将*”是俗称，实际上是高级别的文职干部，享受*级待遇，因为少将也是*级待遇，二者有相同之处，所以被不严谨地叫成了“将*”。*在母亲去世前，为了让老人家高兴，特意告诉她，自己快当将*了。他为家族的光荣所做的努力结出了硕果，虽然他的干部科长出身的母亲知道此将*非彼将*，但这份安慰肯定是照单全收了，毕竟，这与她当初的期许殊途同归。虽然不再有明确规定的家族世袭，但红色贵族的血液和心态使他自觉有传承的义务，无论面对母亲还是岳父，他都可以为保住了红色贵族的“封号”而自豪了。
殷实评价*：这样的个体，与中国传统中的君子、儒士是有很大区别的。是的。但是，*的个性和做派，又很容易被归结为魏晋风度。魏晋风度指的是魏晋时期名士们率真任诞、风流潇洒、超然物外、不拘礼法的行为风格，开启了中国古代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同时也带来了弊端，那就是后世知识分子的盲目推崇，东施效颦。魏晋风度的真名士自风流是建立在放达、出世、超脱的精神基座之上的，共同特点是不做官。*虽然也没有做官，但他是对自己错过授衔终身文职都耿耿不忘的。如果硬要说*是魏晋风度，那也只是应了鲁迅这句话：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
只有名士风范的皮相，是构不成魏晋风度的。*的精神之髓不是魏晋风度，而是红色基因。殷实评价*自传有“去‘文化’化倾向”，确实，“去‘文化’”的本质就是反教养，这也是整个红色文化的问题，红色文化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问题。陈村在一篇关于顾城的文章《他杀妻然后自杀，我受伤了》中写道：“我们这代人的成长有差不多的社会背景。我想到自己少年时代所欣赏的暴力，想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世界性的混乱和中国人特别感受到的混乱，不禁不寒而栗。忽如一夜春风来，我们羽化成了诗人，成了作家，我们扇动着薄如蝉翼的翅膀，我们就不是原来的我们了吗？这个事件，不仅是谢烨的巨大不幸，也是顾城和我们的不幸。文学成了黔驴，文人也是黔驴。那么就牺牲爱情吧，牺牲道德吧，牺牲信念吧，牺牲生命也包括牺牲自己吧！”陈村痛苦的反思点到了一代人的精神穴位上，当“我是流氓我怕谁”被响当当地喊出来的时候，毫无疑问蕴含着下一层意思：我当然也不怕我自己。“不怕自己”，就是无须慎独，无须自省，无须对自己进行革命。他们从来没有清算过自己，所以不懂敬畏。这一代人的精神基因就是不懂敬畏。好多人反而把这种不懂敬畏误读成了魏晋风度。*说，我会看自己，不大会看别人。实际上，他并不会看自己。他看似桀骜不驯，却始终是他那个阶层的顺民，而绝非逆子贰臣。对自我认识不清醒，势必会影响对社会、时代、历史的认知。聂赫留朵夫是在法庭上被玛丝洛娃的冤案所震惊而开始自我觉醒的，他认识到了自己有罪，并进一步认清了社会各方面的黑暗。如果没有认清自己，他也不可能认清社会。
因出身平民而不能见容于“上层社会”的知识分子卢梭，大胆对“高贵的等级”进行过激烈的指责：“贵族，这在一个国家里只不过是有害而无用的特权，你们如此夸耀的贵族头衔有什么可令人尊敬的？你们贵族阶级对祖国的光荣、人类的幸福有什么贡献！你们是法律和自由的死敌，凡是在贵族阶级显赫不可一世的国家，除了专制的暴力和对人民的压迫以外还有什么？”由卢梭的时代联系到当下时代，这一指斥倒是有指东打西的意味，算一记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