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过半，新冠肺炎疫情又起波澜。
这场百年一遇的传染病大流行，将以往不常谈论的公共卫生拉入社会聚光灯下。
历史上，公共卫生曾是传染病的头号克星，为人类征服传染病立下过汗马功劳。现在的公共卫生，从巨人变为矮子，成了现代医学三足鼎立中最短的那一足。不禁引人思考，公共卫生的短板究竟在哪里？疫情再来一次，我们该怎么办？
当下，以公共卫生为中轴的社会变革在即，这需要我们对其有一个全面、透彻的了解，才能“对症下药”。同时，如果我们只盯着传染病疫情，那么我们将失去重建医学全局观这个百年不遇的时机。
文丨唐金陵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临床研究总监、香港中文大学流行病学荣休教授
编辑丨王乙雯瞭望智库
本文为瞭望智库原创文章，根据中国科协与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二届中国科学文化论坛：抗疫与科学文化建设”上唐金陵教授“大疫之后的公共卫生”的讲演整理、改编。如需转载请在文前注明来源瞭望智库（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则将严格追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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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主角
医学自诞生起到20世纪中叶，传染病一直是医学应对的人类死亡的主要疾病，对抗传染病是医学千年不变的主旋律。
发生在年至年的古罗马的瘟疫，法国画家尼古拉斯·普桑的作品《阿什杜德的瘟疫》描绘了古罗马安东尼大帝执*时期这场恐怖瘟疫。
历史上，传染病大流行曾是比*治、经济、*事都要重要的事件：14世纪开始的欧洲鼠疫，欧洲死了三分之一的人口，动摇了基督教和封建制度的根基；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造成约万人的死亡，致使一战停歇告终。传染病在历史上的巨大影响可见一斑。
年10月，西班牙流感大流行期间，美国马萨诸塞州布鲁克医院挤满病人。
年，跟结核病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爱德华·特鲁多与世长辞，墓志铭中有今天每个医生都熟知的一句话：偶尔可以治愈，经常只是缓解，永远应该安慰。不仅表达了医学的温度，也道出了医学的无奈。几千年来，人类应对传染病，在治疗上并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
既然治疗没有办法，人们就把希望转向了预防。人类征服传染病的第一条线路是宏观认识和预防策略。
19世纪，产褥热在欧洲流行，原本正常的孕妇产后很快发热死亡，有些地方死亡率高达20%，成了女性死亡的重要原因。
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
当时还没有细菌和病*的概念，医学界普遍认为瘴气（即潮湿污浊的空气）是产褥热的病因。年，医院年轻的塞麦尔维斯医生通过比较产房的产褥热死亡情况，认为很可能是医生把一种看不见的“致死因子”从尸体解剖室带到了产房，传给产妇导致她们发热死亡。因此，他建议医生接生前洗手，这项措施很快就把产褥热的死亡率降低了80%。塞麦尔维斯的发现，是人类正确认识和有效预防传染病的开端——疾病是可传染的、通过洗手可以阻断传播。
年，伦敦霍乱大流行，约翰·斯诺发现围绕伦敦宽街的一口水井附近的霍乱死亡人数特别多，因此认为霍乱可能是经水传播的，拿走取水的把手，宽街周围的霍乱很快就平息了。
约翰·斯诺。
到了这时，虽然医学还没有确立微生物和疾病的关系，却已经有了通过洗手和净化饮用水来控制传染病的措施，卫生作为一个学科开始发端。
20世纪初的卫生，不仅代表着当时医学领域的高新科技，也是医学实践的重要活动内容。在西方书籍记载中，从20世纪初到二战结束这一段时间内，公共卫生出现的频率和临床医学很接近，说明那时社会对卫生的重视程度。
抽水马桶的发明对人类健康贡献良多。图为年9月23日，世界厕所峰会在英国贝尔法斯特举行，来自美国、欧洲、澳大利亚以及亚洲国家的余名代表参加。
年，英国医学社会学家托马斯·麦克基翁的研究发现，英国过去年里结核死亡率一直在下降。在这期间，医学领域取得了三个重大科学突破——发现结核杆菌、链霉素和卡介苗，但是英国结核病死亡率持续下降的趋势，与这三项突破没有什么关系。那么，英国结核病死亡率持续下降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麦克基翁认为，是营养、卫生和社会组织能力的作用。
年《英国医学杂志》做过一个调查，评估生物医学领域过去多年最重要的科学突破是什么。人们熟知的抗生素、疫苗、麻醉、DNA等都榜上有名，但名列第一位的却是卫生。
外科界有位牛人，就是首次成功在人身上完成心脏移植的克里斯蒂安·巴纳德。他在年一次世界外科大会上说，三种真正对人类健康有贡献的人是：抽水马桶发明者，解决了人粪尿处理的问题；压力泵发明者，解决了自来水的问题；还有一类人，就是最先使用塑胶布做房屋地基防潮材料建筑业者。巴纳德认为，这三类人对人类健康的贡献比所有外科医生加起来都要多。其实，这些工匠背后的医学理论就是——卫生。
多年前，一个国家或地区要改善公众健康，最好能做的就是改善人们的环境卫生，预防传染病。从此，卫生和公众健康走到了一家，形成了今天公共卫生的内核。作为医学活动曾经的主角，公共卫生为人类征服传染病立下了汗马功劳。
那么，它在现代医学中境况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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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变“矮子”
现代医学的崛起，其核心是临床治疗的昌盛，这得益于人类认识和征服传染病的第二条线路——微观认识和个体治疗的进步。
医学在微观层面认识的深入，首先得益于早前出现的显微镜（17世纪末），发现存在肉眼看不到的微小的东西。年巴斯德发现发酵是外源性的微小生物引起的；年德国人科赫首次证明“细菌和疾病的关系”——炭疽杆菌就是炭疽病的病因。
其次，还有医学仪器的发展。最早的医学仪器算是温度计了，比如量一下体温，一看发烧了，就可以赶紧去看医生。现在的仪器很庞大，不能背着仪器到病人家里，我医院，医院就成了医疗实践活动的中心。医院崛起的，是公共卫生的衰落。
现代医学的体系可谓“三足鼎立”：基础医学，研究生物医学原理，为未来铺路；临床医学，主要是诊断和治疗；公共卫生，注重预防和人群科研。然而在今天，公共卫生这一“足”太短了，致使医学这个“鼎”站立不稳，在这次疫情中暴露得非常明显。
现代医学是以科技武装的以西医为主导的医学体系，基础医学是研究的主力，临床是实践的主角。公共卫生有什么用？如果不是这场新冠肺炎疫情，人们可能根本不知道公共卫生的存在，更不用说它是干什么的。不到年的时间，公共卫生从昌盛到衰微，从“巨人”变成了“矮子”。
科技使人类进入了物质文明最傲骄的时代。科技的巨大成功使其思维方式渗透到了我们的文化血液里，使我们更相信新奇的东西，轻视古老的常识性的东西。我们往往认为，“新奇的”就是最好的、最有用的，而传统的可能是迷信的、无用的。卫生是多年前最先进的科技，用在控制今天的新冠肺炎一点都没有过时，可是很多人一开始很难会相信它。
“分割”是科技另一个重要特征。我们各专业的人员多是专才，不是通才，很难把握全局，很难为整体决策拍板。另外，知识和科技作为巨大的生产力，也可以成为巨大的赚钱工具，利益经常会扭曲真理，经常使得我们对信息真假难辨，进一步增加了复杂情况下决策的困难。
这是当下、也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的大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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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中再立新功
科技主导的现代文化决定了我们控制这场疫情的总体思路。世界卫生组织助理总干事布鲁斯·艾尔沃德(BruceAylward)在疫情之初的担忧表达了多数人的想法：“在应对这场瘟疫的准备和计划中，我犯了和很多人同样的错误，带着很多人同样的偏见，认为没有疫苗，没有特效药，我们怎么能控制住这场世纪瘟疫？”
年3月12日，合肥，核酸检测人员在检视咽拭子核酸采样管。
由此控制疫情的思路是显而易见的：这是一个传染病，我们应尽快地分离出病原体，研制出诊断试剂，进而快速研发出疫苗和药物，希望以此最终能控制住疫情。我们的基础研究不负众望，在还没说清楚是否人传人之前，就已经分离出了病*并研制出了病*核酸诊断试剂。
然而，控制这场疫情真正依靠的是像隔离、洗手、消*、戴口罩等这些常识性的卫生措施，而不是最新科技。新科技也很重要，但只是辅佐，不是主药。时至今天，我们寄予厚望的疫苗和特效药还在路上。
下一次疫情还将是如此，控制一个不明原因的传染病疫情不能坐等疫苗和药物的研发。科学必然不断进步，但传统智慧未必过时，这是这次疫情给我们上的重要一课。而且，科学和事实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价值。面对同样的疾病、同样的科技、同样的证据，世界各国采取的策略大相径庭，说明影响抉择的不完全是科技，还有科技之外的重要考量，那就是决策者对公众健康和生命价值的考量。
就像农业的问题不可能用医学来解决，同理，既然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重大公共卫生灾难，那么战胜它的就必然是一次公共卫生的巨大胜利。为了人民的健康和生命，通过社会动员和组织，采取以隔离为主的卫生措施，我们成功地控制住了疫情。这一切都是对公共卫生使命、理论和方法最好的注解，对公共卫生实践的一次最好的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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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疫之后，医学全局观思考
在新冠肺炎疫情开始的时候，大家看不到公共卫生凸显的身影，听不到公共卫生清晰的声音，说明整个公共卫生都是短板，不只是它的一个部分。而公共卫生整体的薄弱，本质上就是整个医学体系的短板。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病*学家、临床学家、流行病学家都快速进入疫情现场，代表着医学中基础、临床和公卫“三大家族”。他们做调查、摸情况、找原因，然后跟决策者汇报。然而，他们各自看到的是同一问题的不同侧面，可能都是对的，那么决策者应该听谁的？会听谁的？又如何决断？这是个难题，是我们对疫情反思不足的地方，是我们亟待汲取教训的地方。
年5月23日，工作人员在吉林省舒兰市一处居民小区进行环境消*。
反思疫情时，我们很容易只盯着疾病防控体系，甚至只盯着卫生应急或传染病应急。那么，我们就大大低估了公共卫生的重要性。
到底什么是公共卫生呢？现代公共卫生有两个内涵：一是公众健康，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