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llowinginthefootstepsofDionysus
韩博：《停》（STOP）
麻布丙烯，80×厘米，
五角场来信：
口罩变成袜子的日子，
“请舒兰人不要上车”，
以及，再见，
再见拉斐尔！
0516
再度按下暂停键的五月，
这一次，仍是东北，已经承受二十多年“铁锈地带”命运的东北。
吉林火车站暂停办理乘车业务：根据吉林省新型冠状病*疫情防控工作要求，自年5月13日6时起至另有通知时止，暂时停办吉林站（位于吉林省吉林市）始发及经由旅客列车的旅客乘车业务。已购买车票的旅客，可以在网站或售票室办理退票。
以上为澎湃新闻“吉林市全面封控”的一部分。而新闻发布之前，故乡在舒兰（吉林省辖县级市，委托吉林市代管）的乔俏已写来一信，关于老家忽然爆发的疫情，以及疫情背后的深层原因——东北经济转型（更多的是瓦解）造就大量失业人口，涌入剧变未久的俄罗斯，“早在年左右，舒兰在俄罗斯打拼的就将近两万人，而在莫斯科的也有一万多人”……她引用了双雪涛小说里的一句话，令人震撼，又心有戚戚，尤其尽可对比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的区域经济史，韩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在二战之后迅速崛起，与其对于东北地区经济模式的借鉴密切相关——“不是工厂被瓦解，而是北方，已经被瓦解了。”
韩博老师：
展信好！
写这封信时一直忐忑不安，一为故乡的疫情状况；二为自己实在非文化界人士，在这里讲话，言语措辞之间实在太显矫揉造作。考虑再三，还是我私下问了韩老师“五角场来信是否接受普通人的投稿”这种“明知故问”的蠢问题，但在得到“完全接受，一律平等”如此义正言辞的回复时，我又得到莫大鼓舞，才决定在已近凌晨之时提笔写信。
一月中旬的时候我带着女儿来离武汉最近的省会城市过年，那时候尚未得知“新冠肺炎”的确切消息，只听家人电话里嘱咐武汉最近在流行一种病，所以火车在经过武汉的时候一定戴上口罩。不想除夕前夜武汉便封了城，我们这里作为邻近省份，自然抓得十分严格。而将近四个月过去了，在武汉成功“解封”，连我们这里的幼儿园都已经全面开学以后，我远在两千公里的故乡东北，一座普通地图上很难找到的叫“舒兰”的小城，却成为几个月前的武汉，结结实实地“封城”了。
大概在这次疫情之前，大多数人从未听说过舒兰这个地方。听奶奶说，建国之前林彪曾来过这里一次，算是舒兰接待过最大的名人。我在那里生活了16个年头，所以从小便知道舒兰取自满语，原为“果实”之意。在行*区域中，他属于“吉林市外五县”之一；而在地理位置上，他紧邻黑龙江五常市（所以没错，舒兰的大米也非常好吃，听说在清朝的时候这里的大米一直是朝廷贡米）。气候干冷，风尤其大，春天的时候出去脸上一定要蒙上一层纱巾，否则飞沙走石全部扑面而来。这一切和他的行*上级——有山有水的吉林市，气质极为不同。
舒兰虽为县级市，但还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九十年代我读的小学就已经有单独的钢琴音乐教室，这在当时吉林的小学里面也属于极少见的；甚至市里最好的高中，竟在五十年代末就已经被评定为“省重点高中”，原因是那一年的高考录取率勇夺全省第一名，这在其他县市里也是绝无仅有的。而可以媲美这所高中的，便是舒兰附近一个盛产煤矿的小镇上的一所高中。虽为小镇上的高中，但因为当时国企矿业效益还不错，颇为重视教育，好的教育资源自然就汇集到这里，所以这里每年考到“”、“”院校的学生都不在少数。
舒兰的辉煌始于它天然的矿产资源，在它的周边乡镇大大小小的煤窑不计其数，家里有亲戚就曾死于矿井之下。而舒兰的衰败也从这里开始，九十年代个体煤矿愈发不景气之后，大量人离开矿里出外谋生。而此时偏又赶上国企下岗潮，舒兰本就没有什么大型企业，仅有的几家在欠下银行巨额贷款后面临倒闭，我的妈妈和两个舅舅都是因此原因下岗的。
和东北所有城市一样，那段时间的舒兰也正如同双雪涛在小说里写的：“不是工厂被瓦解，而是北方，已经被瓦解了。”城市开始变得没有方向，所有人都在想方设法地“出去找活”。有路子野的南下广州深圳一带，也有去北京卖水果做保姆后来买了房的。这个已经被定位为“全国贫困县一类区”的东北小城，早已开始举步维艰。
进入千禧年之前的舒兰的经济已经越来越差，想想我家也是那时候搬去吉林的。不止是我家，连同爸爸单位很多同事都通过关系离开了那里，包括前文说的那所省级重点高中的老师和同学，大家像提前约好了一样，今天你走，明天他走，一时间大家对这座小城充满了怨恨。在他们的谈话中最常提到的一个字，便是这里太“穷”了！
而与此同时，俄罗斯刚从一个坍塌的体制中走出来，所有的秩序都被打破。被逼无奈的舒兰人（及其所属乡镇）却在那里发现了淘金的机会，从最开始做“倒爷”。早期大多数人因做服装生意风生水起，这大抵和舒兰人极爱美有关，小时候身边的年轻女性经常在最短时间内捕捉到时下的时尚风潮，大家茶余饭后喜欢讨论今年最流行的服装款式。用现在的官话来讲，就是舒兰人民从未放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不想，这骨子里的天赋却在欧亚大陆大放异彩。舒兰人不仅在俄做生意赚了钱，甚至和本地男女通婚的人也大有人在。最重要的是他们从家族的迁徙开始，后来发展到同乡带同乡，早在年左右，舒兰在俄罗斯打拼的就将近两万人，而在莫斯科的也有一万多人。我的两个初中同学分别在结婚之后去了莫斯科打工，据他们说在莫斯科最大的市场中国区里，甚至出现了一条“舒兰大街”。这让我再次感慨，莫非舒兰人豪爽，不拘一格的性情在欧洲大陆更吃得开？
这几年俄罗斯经济开始滑坡，我的两个同学先后都从俄罗斯回来了，并且都响应号召生了二胎。但是听他们说，这些年陆陆续续还是有很多“新舒兰人”去俄罗斯的，毕竟那里有前辈的基底，同乡的介绍，相比一样是远隔千里，无依无靠，性情又大相径庭的南方城市，他们已经把那里当成了“第二故乡”。如果不是因为这次疫情，他们可能还会继续留在那里。毕竟这些年的舒兰经济不但没有任何好转，整个东北都变得更加具有魔幻色彩了……当然还有很多在俄罗斯的华商由于各种原因选择留在那里，是生是死，命运只能交给老天。
这些年，东北一直未从当年的下岗潮的阴影里真正走出。而小城舒兰，那些求生存同命运搏击的鲜活个体，不能保证他们以后不被疫情的原因再受歧视。我们的民族文化总是告诫我们习惯选择性遗忘一些东西，一切向前看，而真实且惊人的历史却总是在重蹈覆辙。我不会说“舒兰加油”这样的口号，因为“舒兰”的疫情根源原本不是疫情本身。就像舒兰那个出走俄罗斯最多人口的小镇，在那里有整个完颜希尹家族的墓地，不过后来已经在WG期间被破坏得很严重了。我不相信会有老师，会给小镇的下一代青年讲讲这些必须正视的历史。
截止到停笔前，舒兰又新增十一例本土病历，一下子成为武汉“解封”之后全国本土病历最多的地方。家里已有亲戚在隔离，舒兰也成为众矢之的，上演着这座小城历史上最魔幻的一幕。
信写到这里我才发现，这好像越来越不像一封信了，倒像是这些年来有关舒兰这个小城的总结报告……如果有幸被发出，自然万幸；即使没有发出，便也完成了我自己对故乡唯一能做的一点事情。
末尾说句官话，感谢“五角场来信”这个“一视同仁”的平台，感谢“公正严明”的韩博老师。
.5.10
“请舒兰人不要上车”（图片提供：乔俏）
舒兰客运站停运通知（图片提供：乔俏）
停课的舒兰一中（图片提供：乔俏）
静悄悄的舒兰高速公路入口（图片提供：乔俏）
舒兰曾是欧亚大陆北部“草原帝国”的一部分（图片提供：乔俏）
我也是离开东北的东北人。用乔俏的话来说，“东北三省是一个整体，这些年的阵痛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所有在外地生活的人，提到东北，好像总有一种心灵默契。不用多说，都懂”。
十年前，我开始创办一份周刊。乔俏作为客户代表来开会见面。其实，当时，我们还不知道世界有多么小——她的一位老师，东北作家金仁顺，曾经在美国爱荷华与我切磋过台球，那天晚上，还有格非和董启章，我将他们一一击败，虽然我必须承认，自己打得并不怎么样，可是总结下来，原因有二：其一，场地乃诗人酒吧，实属主场作战，谁他们没有提议去马路对面的小说家酒吧呢；其二，毕竟是东北人，耳濡目染，台球厅遍地的生活环境里，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嘛。
东北的台球厅总是有一种严肃的颓废气氛，外加故弄玄虚的神秘。完全与“铁锈地带”开始生锈的时代气氛步调一致。过去回不去，那么未来怎么办？我想起来一个案例，曾经采访过一位英国艺术家，安东尼·葛姆雷，他于年创作了一座高20米，翅宽50米（波音机翼的长度）的由耐火钢铸成的公共雕塑“北方天使”，将其矗立在曾经衰落贫瘠的煤矿地区盖茨黑德（Gateshead），成为改变该地区的一根导火索。它不仅引起英国上下对那座“失败”城市的注意，而且促使当地人行动起来，致力于将其建设成欧洲艺术中心，继而带动经济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北方天使”的确是信使，它重新催生了一座城市，新世纪之处，美国《新闻周刊》曾将其评为全球八大新兴艺术创造都市之一（《如何成为一个充满创意的城市》），舆论认为盖茨黑德今天拥有的一切，皆源于“北方天使”。
当然，这样的案例在中国未必行得通，它必须经得起一层又一层“说了算的人”的推敲，除了审美，还有利益。坦率地说，时迄今日，我依然热爱东北的自然——它的内奥秘境，完全不属于瑞典和芬兰的旅游宣传照——但并不认同日产生活之中的“权力崇拜”情结，也许正是后一种原因，使得前一种优势无法尽展。我曾从不同山坡“登”上长白山，却惊讶地发现，每一山坡的管理方式和交通工具截然不同，只因归属不同的县，而唯一的共同原则，却是对于游客的*事化管理，必须搭乘指定交通工具进山，只能在指定地点下车拍照，溜达，这恐怕是世界上任何国家公园都绝无仅有的待遇。每一种貌似细小的权力，都会被发挥到极致，而“无权力者”，无论纳税人还是游客，皆为管理对象。这真是一种奇葩逻辑，却又是活生生的现实。用东北话来说，真是令人“闹心”。
无论如何，近些年来，我对那块土地上被遮蔽的历史产生了浓烈兴趣。虽然自己没有能力催生“北方天使”那样的地标，却至少还有文字，也许它可以治疗“治疗虚无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理念，诞生于十九世纪维也纳的医学院，人们对于疾病怀有迷恋心态，认为其有自身发展过程，患者只能任由疾病走完这一过程，而身边的人只能对患者抱有深切的同情，相应地忽略治疗手段）。
年轻诗人、记者苏画天应该就是笃信文字记录的力量，对于今天的“媒体”从业者而言，恐怕已属罕见。
今年1月，我们刚刚在上海的一场诗歌活动上见面。六位年轻一代优秀诗人的诗集集体首发，我受邀主持。随后，疫情的消息开始出现，但等到画天能赴武汉采访，已是春节之后，除了供稿《中国新闻周刊》，还有公号“荷戟周刊”，其中若干第一手资料，被广为传阅。他回京隔离之后，我约他写点什么，于是便有了采用冰山原理的海明威小说似的一信。
韩博老师好，
想起1月中旬在上海初次见面，已经过去了四个月。这期间经历了很多事，比如在武汉做采访，待了一个月，回北京又隔离了两个星期。现在，生活仿佛终于恢复过来，疫情造成的一些习惯和心理已经变成常态。
隔离期是在一家酒店的房间里度过的，完全是与外界隔绝的生活，不准出房门半步，每天由酒店的工作人员送餐上门。生活的范围缩小到了十平方米，常常能听见隔壁的声响，唱歌的声音，或是与语音控制系统的对话。
虽然很封闭，但是隔离生活仍然不乏乐趣。每天用仅有的热水壶调制黑暗料理，拿用过的餐盒培育植物，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