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快到舒兰了，延辉突然问我，你除了看完颜希尹，还想看谁？你总不能跑到老山沟里转一圈就回去吧？我说，我想看看杨智，我一直想看看他，40年前他给我寄过稿纸。
延辉问我，杨智是谁啊？你有他的手机号吗？
我说，那时候他是团县委副书记......
延辉说，大哥要看的都是名人，都是舒兰的大人物。
延辉姓吕，是我的本家，也是我的文友。他知道我一直想看看完颜希尹的家族墓地，想了却某种心愿。
完颜希尹是辽金时代的人，是女真文字的创始人。史料上记载，他生在一个叫冷山的地方，死后就葬在那里。冷山有他的家族墓地。也就是隶属于舒兰的小城子。至于杨智，虽然不是什么大人物，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对于一个知识青年来说，一个团县委副书记亲自给你寄稿纸，那意义就不一般了。
四十年前的那个初冬，我正领着集体户的知青和几个社员在舒兰西部的山坡上修梯田，突然广播喇叭通知说县里要来检查，让大家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把梯田修好。所谓的修梯田，就是把山坡整理成一块块平整的方格子，当然也有长方形、短方形，甚至多边形，这样才能减少水土的流失，保障粮食丰收。当时，生产队的新粮还没下来，陈粮早就掏空了，蔬菜除了白菜就是萝卜，偶尔能吃顿豆腐。尽管伙食差了点，但我们还是克服困难，把任务完成了。当天，工地上来了一个矮个子穿*装的年轻人，公社干部介绍说，这是团县委的副书记。那书记也自我介绍说，我叫杨智，知道你们梯田修的好，想听听你们是怎样干出来的？
具体怎么说的我忘了。但有个细节我记得很清楚，听了我的话，那个书记拍了拍我的肩说，你这个突击队长够格！书记很快就走了。临走前捎话给我，让我写篇通讯稿，写写青年突击队。
回到集体户，我赶紧向同学借了半本红格稿纸，点灯熬油地憋了两个晚上才写了个草稿。稿子写完了，又让大队领导把了关，盖了公章，这才给团县委寄过去。稿子寄走后，我们又被调到舒兰县的小城子公社修梯田。小城子那地方比平原地区更寒冷，用镐刨冻土，尖镐举过头，狠劲往下砸，虎口都要震裂了，地上才出现个白点点。现在我明白了，天寒地冻的，尿泡尿都落地成冰的地方，那该有多冷。所以早在八百年前就有了“冷山”这名字。
从小城子回来，马上就要过元旦了。有一天，大队书记的儿子突然告诉我，你写的稿子登出来了，登在《吉林青年》上。我问那杂志呢？他说我在大队看见的。我赶紧跑到大队部去找，问大队书记要，书记说上午还在桌上呢，说不准让谁拿去卷烟了。
过完元旦就张罗过年了。因为公粮没送完，生产队的会计没法封帐，大伙儿都盼着拿到钱好回家。这段时间是知青最忙的时候，一是忙着写信，问问家里需要往回带些什么？其实，不用问都知道，无非是大米、豆油和鸡蛋这“老三样”，但写与不写结果是不一样的。家庭经济条件好的，见到信父母会寄钱过来；家庭条件不好的，写与不写都得等生产队决算完了，拿到自己的血汗钱，才能决定带点什么回家。二是忙着喝酒，农忙时没空喝，一年的酒都攒到一块了。喝多了就一块唱那些流行歌。唱够了便忙着到别的集体户串门子。尤其是有女朋友的，平时只能靠写信倾述内心，现在农闲了，得赶紧见上一面。
别人都在忙，我自然也没消停。因为是青年队长，开会是少不了的，无论是大队开会，还是去公社开会，都会占去不少时间。剩下的时间便是写东西，写写诗歌，写写散文，都写得不论不类的。用稿纸写，用信纸写，也用剪裁过的草纸写。写完了就往出寄，明知道发不了，就是不收手。
记得那是春节的前两天，集体户的同学都回家过年了，只剩下我一个人看家。邮递员突然在大门外喊我，还没等我走出院子，他便扔进一个厚厚的牛皮纸大信封。我捡起信封，信封是那种特制的，上面写着吉林市舒兰县红旗公社榆树大队三队吕凤君收，落款处印着“中国共产*舒兰县委员会”字样。没有署名，只落下一个杨字，是用钢笔写的。
我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里面只有两本稿纸，没有任何字迹。那稿纸绿格，上边印着“共青团舒兰县委员会”字样。看着那熟悉的印刷体，我好像又看到了那个穿*装的人。
这个春节我过得很愉快，除了去老乡家喝酒，就是爬格子。那时的稿纸有很多种，有普通的信纸，有特制的方格纸，方格稿纸又分红、绿、黑三色。稿纸的上端都印着某某单位和部门的名头，并且标签都很亮堂。
这个春节我用的都是普通信纸，没舍得用那两本仍然散发着墨香的稿纸。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又接到过两次这种稿纸，都是从一个地方寄来的。我猜测是杨智寄来的。为了验证，也为了感谢，我特意去了趟舒兰。
时间过得真快，我在人生的格局里爬行，瞬间又转回到过去。在走过收费站的那一刻，延辉说，如果杨智还活着，应该是个80来岁的老人了。我说，差不多吧。无论如何我得见他一面。
听了我的话，延辉停下车开始打电话，在过了二十多分钟以后，他说人找到了，这人的确在团县委当过领导，后来去了*协，是在统战部退下来的。说着，他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