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对刘彩霞来说，从早上六点开始。起床后，她蹑手蹑脚地打扫房间，以免吵到隔壁仍在熟睡的大儿子高鹏和儿媳。接着，她为自己摊了一个鸡蛋饼。儿子和儿媳八点起床上班后，刘彩霞迎来自己的独处时光。她搭乘公共汽车，耗时一个半小时，从沈阳大东区来到位于铁西区的香顺职业技术学校学习按摩。她的二儿子高飞也在这里工作。
上午十点，金华坐在沈阳市沈河区嘉里中心高层窗明几净的办公室中，他的手机时常响起，业务络绎不绝。此刻，在皇姑区一座隐藏在居民楼中的由酒店改造而成的办公室中，他公司旗下的一位18岁女主播正在进行短视频拍摄。
与此同时，在距离嘉里中心十公里的中国医院，“妈妈送你去天国”殡葬用品店的员工范三和金子像往常一样，在急诊部蹲点。
公里外，在与黑龙江交界的辽宁省舒兰市金马镇上，阿兰正在家中享受与亲人团聚的美好时光。阿兰的父亲在煮玉米，母亲在扫地。阿兰坐在炕沿上，一边抽烟一边望着窗外广阔的田地。
这是三月寻常的一天。这几个散落在辽宁各处的、处于不同人生阶段的、拥有各异状态的人物，都有着一个共同的身份：重刑刑满释放人员。在出狱之后，他们再次融入社会，在不同的机缘下，重新开启停滞多年的人生。
他们离“正常人”的生活很近。可公开查询的《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截止年末，中国共有在押服刑人员人，年刑满释放人员人。
他们也离“正常人”的生活很远。根据年12月29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三十八条，在我国，刑满释放人员依法享有与其他公民平等的权利。然而事实上，在监狱走过一遭或者几遭后，这段经历或主动或被动地融入刑满释放人员的血脉与肌肤中，塑造和改变着他们日后的生活，也颠覆了他们往昔的社会关系。
社会中处处都存在对于刑释人员设置的“禁入门槛”。不友好的求职环境让很多人心灰意冷，最后干脆回到老本行，游走于灰色地带和犯罪的边缘。
在本期报道中，我们聚焦几位刑满释放人员以及他们如今的生活。有的人一边享受着亲人朋友的关怀，一边迷茫着前路去向何方。有的人出狱后发现父母双亡，房产被卖，无依无靠。有的人极力试图忘记过往，却发现往事如梦魇般盘旋萦绕。还有的人以极强的适应能力，在狱中度过与世隔绝的十年后，搭上互联网行业的高速列车，跻身中产阶层……
“脱胎换骨了，你不得爆一层皮吗？”
经过十多年的炼狱生涯，阿兰回到家中，
母亲总是需要时不时摸摸他的头。
为迎接儿子回家，阿兰父亲在家做猪头菜，
邀请亲人朋友一起来家里团聚。
阿兰家中的照片墙。
阿兰在狱中寄回给父母的照片。
阿兰和母亲择菜，父亲拉起二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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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10日，监狱大门打开的那一刻，阿兰的大脑一片空白。对于即将看到谁，或者会迎来怎样的生活，他心中毫无想法。接阿兰出狱的是曾经的狱友老鹰以及他的同案兼发小，他俩连同另一个发小由于持枪抢劫珠海地下钱庄一百多万并致人重伤入狱。由于两案在身，阿兰被判十五年，在狱中减刑四年。
母亲紧紧握住儿子的手，这一天她已等了太久。
发小看到阿兰走出监狱大门的时候，眼泪唰的下来了，“我想到自己也是这么出来的”。他连忙上前拥抱阿兰，却被他一把推开。“现在还不是拥抱的时候，等我们事业有成了再拥抱。”
从辽宁省凌源第三监狱，到与黑龙江交界的吉林省舒兰市金马镇上阿兰的家，有公里。按照正常车速，需要开10个小时，而老鹰只用了8个小时。有着类似经历并且母亲卧病在床咳血不断的老鹰心里清楚，阿兰的父母以及家族中的亲戚朋友，盼望这一天太久了。
儿子出事后的第二年，身为农民的阿兰父母开始辗转各地打工。他们去过内蒙古、河南、江苏甚至是俄罗斯，收过土豆和胡萝卜、种过地，也在早餐店打过工。他们将打工赚的钱寄给狱中的儿子，保证他的基本生活。剩下的钱，他们在儿子出狱前几年回到金马镇，将原来的土房扩建，为了是儿子出来之后有个宽敞明亮的居住场所。
夜晚，阿兰偎依在母亲身旁。
在老鹰的安排下，阿兰在距离金马镇24公里的平安镇剃头、洗澡，以最饱满的精神状态回家。与此同时，金马镇上阿兰的家中，五六十号亲戚早已聚集起来。炕上、床上、地上、厨房里以及院子里，到处都是人。他们有的从金马镇的其他地方赶来，有的则从与拉林河另一侧的黑龙江省五常市过来。
阿兰的母亲在家中焦急地来回踱步。由于心脏不好，她不能太过兴奋。但即便如此，她也按捺不住自己内心的狂喜，早早来到马路口，不断张望。当老鹰、阿兰及其发小到达金马镇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镇上唯一一条主街道两旁的店铺早已关门，昏*又零星的路灯映照出的，是阿兰熟悉但又陌生的家乡模样。年离开家乡南下珠海的时候，通往阿兰家的路还是土路，如今已经成了平坦的水泥马路。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是土房，如今已经是窗明几净的砖房。
阿兰到亲戚家中做客，尽管已回到家人身边，他仍然感到迷茫。
一阵热闹和寒暄结束之后，阿兰一个人坐在饭厅中，一边抽烟一边愣神儿，“像是做梦一样。”阿兰的母亲也犹在梦中。在儿子入狱期间，失眠对母亲来说是家常便饭。她经常半夜惊坐起，摸摸身边，以为是看到儿子了。现在儿子真的回来了，母亲反而有些不适应。她总是需要时不时摸摸阿兰的头，以确认他是真实的，以确认自己不是在做梦。
阿兰的家族在金马镇上颇有名气，以和谐著称。父母的兄弟姐妹在阿兰出事之后给了阿兰父母很大的帮助。阿兰的小姨在他出事后经常骑着一辆大得与她娇小的身材不成比例的老式自行车，穿过拉林河来到金马镇，和姐姐谈心唠嗑。大姨和小姨也曾经陪着阿兰的母亲，从金马镇经过汽车-火车-汽车的辗转，一路来到凌源监狱，探望阿兰。这一起一落，要耗费一周。阿兰入狱后，母亲的时间观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以前，过年意味着旧日时光的终结和新一年的开始。后来，去监狱探望阿兰取代了过年，成为一家人一年之中最大的盼头，也成为开启他们新一年的时间节点。
阿兰和父母在亲戚家中做客。
阿兰出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父母两人坐在家中，相对无言。昔日风趣幽默又健谈的母亲，变得沉默寡言，她的记忆力也开始衰退，一出门就辨不清方向。也不是没想过死亡，最绝望的时候，她曾经拿着一把菜刀，架在自己的头皮上。更多的时候，阿兰的父亲扮演着一个疏导者和调解者的角色，他将悲伤藏在心底，努力地疏导妻子的情绪，也为她分担家务，让她得到充分的睡眠与休息。阿兰父母的恩爱情感让这个家庭在遭遇独子入狱的打击之后没有一蹶不振，而是克服种种困难，终于等到了光明的到来。
在这个家族的相互扶持和一团和气背后，也暗藏着至亲之间那种报喜不报忧的隐忍以及含蓄。
阿兰和父母在酒后的合影。
阿兰在服刑期间寄给家里的信件中，反复强调“我很好，我要好好表现，争取和父母早日团聚。”他也曾经给父母寄过几张狱中的照片。照片中阿兰剃了寸头，穿着灰色的囚犯服，坐在一张写字台前，盯着电脑屏幕，表情中透着满足。
“我一看就知道是摆拍的。”阿兰的母亲说。“他拍这个照片只是为了让我们放心。”
阿兰到镇上的商店购物，他已经学会了手机支付。
反过来，父母这些年来吃过的苦、受过的累，都被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那些都不说了，现在回来就好。”但儿子心里也清楚，这些年父母为自己操了多少心，付出了多少劳动。“他们不说，我也知道。”阿兰目前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养活自己、自食其力，在这个基础上，能有能力孝敬父母，让他们安度晚年，尽享天伦之乐。
出狱一周后，阿兰家仍然门庭若市。每天都有亲戚朋友登门拜访，吃饭喝酒聊天。他感到幸福，但同时也感到迷茫，不知道前路在何方。身为农民的孩子，他不想回归种地。他想过卖大东北大米，也许会尝试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售卖，但他对于微店、抖音带货这些形式仍然感到陌生。同时他也打算过段时间再去趟广东，回到他二十岁时生活和奋斗过的地方，也许在那边开一个烧烤大排档。他也想娶妻生子。他的同案发小比他早出来两三年，如今老婆已经怀有身孕，即将成为爸爸。而他的另一个发小，孩子都十几岁了。阿兰的母亲也时不时半开玩笑地说，“儿子什么时候让我抱孙子啊？”
阿兰站在田间路上望向远方，他希望浴火重生，开始新的生活，然而，前路如何，他依然感到迷茫。
“慢慢来，慢慢来。”阿兰笑着回答到。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阿兰和母亲、父亲和大姨围坐在餐桌前，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他们也